Onomatopee有8个固定成员。Freek Lomme是艺术总监兼管理总监，主要负责制定决策和管理团队，当然也会给项目提一些建议，最后的调整，然后订约。同时也是办公楼里做保洁和搭建最多的人。Joannette van der Veer是设计总监，负责统筹Onomatopee自发的设计项目，比如最近的“CriticALL!”，还有投稿或者委任项目。

Amy Gowen是城市策展人/艺术策展人，更多地参与到艺术与城市项目中，现在主要负责关于“Meeting Grounds”项目的工作。Suyin Tjon A Hie是Riso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库房的管理者。她负责组织Riso工作坊，安排给供应商发货，并且保证物流准确送达至读者。Monique Hendriksen负责行政管理。Lucas Maassen是驻留项目“Residency For the People”的负责人。Kris Dittel是视觉策展助理，目前也接了一些自由项目。

我们的日常工作内容挺杂的，从一些写申请的案头工作、确保订单正常推进，到布展、和印厂沟通、寄货，再到实际推进项目，喝点酒，聊聊天，打扫一下卫生。

Onomatopee 出版物

abC：在你们的每一个项目中，几乎都会包含展览和相应的出版物两部分。在你看来各自有什么侧重？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

F: 无论是以展览这种长期的形式存在或者作为一般的交流活动，公共项目和出版物都是密不可分的。有时候展览是重头戏，有时候书比较重要一些，因为它们服务的对象是不同的——展览调用的是我们的经验，能更好地和我们自身现有的资源结合起来；但是书结合的是我们身边的资源，更易认知。当我们提供一些工作坊或者对谈的机会，我们就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不过不是每本书或者每个公共项目都具有代表性：它们都有各自的要承载的，要叙述的东西。

abC：每年要保持相当高的出版频率，你们是怎么做的？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出版数量的计划吗？

F: 我们没有这种计划。我们首先通过自主项目来产出自己的出版物。这部分工作最重要，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之后我们会从不同方面考量，比如目前有什么好的提案、团队工作的配合度、团队成员的协作分工、财务预算等等，还有我们能在最终的项目呈现上投入多少精力。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邀请人们参加项目来开展开放式对话，关注围绕时尚产生的不同想法，对时尚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以及时尚的现状和今后的去向，这对我们很有价值。对参与者来说，他们也能借此机会重新思考自己作为穿衣者和消费者的行为。

总之，我们希望拓展对时尚的理解，甚至可能放弃“购买-穿戴”、“衣物-消费品”的逻辑，将时尚的参与从被动的“消费”转变为积极的“穿戴”以及/或“阅读”。

时尚其实是一个瞬息万变，支持各种变化的产业。大众参与和跨领域的联手是打破时尚等级制度以及内卷习惯的一种方法，比起个体行动，这样更有效，即使我们的实践是边缘且非主流的，团结也能产生力量。

abC: 在你们的Other colors中，你们进行了非常多的色彩实验。你们着重于risograph的哪些方面？

Extrapool: 我们喜欢墨水在粗糙直面上展现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还有那种直观的物理效果。在我们刚开始出版书籍时，油印（Ricoh以及之后的Risograph）是印刷高质量书籍时最便宜的印刷手段。如今，Risograph不再是最便宜的选择，但仍旧是最环保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

abC: 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选择Risograph作为自出版的手段，也有更多着眼于Risograph印刷的公司/工作室。在荷兰，对Risograph的使用也有这样的趋势吗？

Extrapool: 在荷兰，每个中等和较大规模的城市都至少有一个Riso工作室，这也几乎成为每个艺术学院必备的设施。从2010年开始，人们重视Risograph的价值，将它当成一种专业的设计手段。我们在1991年购买了第一台Riso机器，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我们是唯一用它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机构。我们一直担心Riso机器会停产，但幸好它在被越来越多人了解。

另外，当我们限足在家时，媒体成为了我们和外界联络的主要手段，于是我们也开始思考我们线上内容的呈现，比如将已经绝版的Warehouse出版物以PDF的形式免费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COVID-19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探索时尚界T台展示的新意义。Anouk Beckers两周前展现了她的JOIN Collective Clothes时装系列，服装模特以社会隔离的穿着方式行走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购物街上。整场表演在Instagram上直播，现在也可以在@join_collective_clothes上观看。